他是纵横科学、教育、诗词、戏剧、音乐、佛学等六大领域的文理大师。
在科学方面，他不仅是国际电机权威，更是现代自动控制理论的先驱；
在教育方面，他一手创办三所知名顶尖大学，培育了包括钱学森、吴健雄在内的众多杰出的科学家与院士；
在文学上，他荣获世界诗人大会授予的“国际桂冠诗人”殊荣；
此外，他还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开拓者之一，是中国古乐的研究权威，制定了中国黄钟标准音；
在佛学方面，他的英文著作《禅史》和多部佛学专著在国际佛学界享有盛誉，影响深远。
他就是顾毓琇。
吴健雄、钱学森等人高度评价他：
“世之科学家类多不谙文学，而文学家亦类多不擅科学，欲求其多才多艺，造诣精湛，如顾教授者，堪称仅有。”
“世之科学家类多不谙文学，而文学家亦类多不擅科学，欲求其多才多艺，造诣精湛，如顾教授者，堪称仅有。”
展开剩余90%顾毓琇为何如此博学多才？
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他的人生故事。
1902年，顾毓琇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先祖是明朝思想家顾宪成，他的祖母则是北宋词人秦观的后人，父亲精通算术、地理和物理，母亲出身望族，知书达理。
在这样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家庭中，顾毓琇从小受古典诗词的熏陶，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并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了特立独行、追求自由且宽容仁厚的性格。
彼时，正处于清末民初，新旧思想激烈碰撞，教育领域正经历大变革的时期，顾毓琇的父母思想开明，在他5岁时就将他送到新式学堂学习，让他受到了新思想的洗礼。
1915年，成绩优异的顾毓琇考入清华学堂，那年他才13岁。
学堂内开设的西方算学、物理等课程，开阔了顾毓琇的眼界，从此，顾毓琇开始了他的全面发展之路。
尽管主修理科，但热爱文学的顾毓琇还是选修了梁启超的三门文化课。
梁启超也很欣赏这位聪颖好学的学生，他们私下经常在一起交流。
在大师的点拨下，顾毓琇的文化功底更为扎实。
在刻苦学习之余，顾毓琇还热衷于文学翻译，他利用业余时间，先后翻译了泰戈尔的《胜利》、《悲剧者》和《一个囚犯》等多篇短篇小说和戏剧作品。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顾毓琇也满怀热情地参加了这次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
尽管当时的他尚未成年，但爱国的种子已经深深植根于心。
顾毓琇后来的话剧创作也始终洋溢着爱国情怀。
抗日战争期间，他不仅将旧作剧本《荆轲》重新付印单行本，更创作了四幕剧《岳飞》《项羽》等热情歌颂民族英雄的作品，激励了众多爱国志士投身于抗战中。
可见，顾毓琇从来不是一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他积极投身于文化运动，利用自己所长，推动民众思想解放。
而顾毓琇的才华绝不仅限于文学、戏剧领域，他在音乐领域也有着深厚的造诣。
他不仅将古乐译成五线谱，并且是中国首位将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翻译成中文版的人，还制定了中国的黄钟标准音，对中国古乐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仅如此，热爱诗词的他，从步入不惑之年开始创作了近七千首诗歌，并因此荣获了“国际桂冠诗人”的称号。
另外，顾毓琇还醉心于佛学研究。
他一生遍访名山寺院，不仅先后出版了多部关于佛学的书籍，而且在晚年更是以英文著作《禅史》震撼了国际佛学界，赢得广大佛学人士的高度赞誉。
顾毓琇不仅在“文”方面有着卓越的成就，他在“理”方面的成就更是毫不逊色。
1923年，21岁的顾毓琇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读。
或许是他洞察到当时中国技术人才匮乏的现状，也意识到祖国的强大离不开工程师的贡献，因此他选择了电机工程系，并有幸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布里奇曼、“计算机之父”范内瓦·布什等著名科学家。
在美国，顾毓琇潜心研究，刻苦钻研，经常在实验室工作到凌晨三、四点。
顾毓琇的不懈努力让他在短短四年半的时间里，相继获得了学士、硕士以及博士学位。
1926年，年仅24岁的顾毓琇发表了“四次方程通解法”，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
26岁时，顾毓琇又发明了“顾氏变数”，数年后，他因这项发明荣获“蓝姆”金质奖章，该奖项被誉为电机与电子领域的“诺贝尔”奖。
凭借自己的努力，顾毓琇逐渐成长为国际知名的工程师。
但在美国的日子，顾毓琇从未被美国的繁华所诱惑，而是时刻牵挂着各方面都相对落后的祖国。
毕业后，顾毓琇婉拒了美国政府的挽留，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当时局势动荡、贫穷落后的中国。
回国后，顾毓琇担任国立浙江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他亲眼目睹中国人民饱受列强的欺辱，深感痛心。
他提出：
“要抵御外侮，我们要枪炮、要弹药、要飞机、要运输的便利，要粮食的供给，这些都是有赖于工程师的能力。”
“要抵御外侮，我们要枪炮、要弹药、要飞机、要运输的便利，要粮食的供给，这些都是有赖于工程师的能力。”
为了培养国家急需的工程师人才，他主动发起并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航空研究所。
1932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亲自登门拜访年仅30岁的顾毓琇，邀请他担任清华工学院院长。
顾毓琇欣然应允，在接下来的5年任职期间，他将清华工学院从无到有，建设成中国一流的工学院，并一手创办了清华大学电机系。
可以说，顾毓琇文理皆通，是绝无仅有的旷世奇才。
而更令人敬仰的是，他还有一颗爱国爱民的赤诚之心。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局势日益严峻，顾毓琇深感责任重大，他呼吁同行要肩负起身为工程师的职责，利用自己所长，为国家分忧解难。
顾毓琇并不是光喊口号，而是身体力行地奉献自己的力量。
前线战场急需防毒面具。
他便带领清华师生研制防毒面具，并亲自和学生们一同测试面具效果，戴上面具从弥漫着催泪瓦斯的房间穿过。
最终，他们成功研制出八千具面具，并紧急送往抗战一线。
除了在专业领域为国效力，顾毓琇还积极在各大报刊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治国方略，成为当时教育界备受瞩目的意见领袖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各个党派都投入到抗日救国中去。
当时的国民政府需要一个无党派人士来平衡党派之间的斗争，顾毓琇因其出众的才华和对国家深重的责任感，受到了国民政府的青睐。
于是蒋介石亲自指定他担任国民教育部政务次长一职。
从政并非顾毓琇本愿，但能在国家危亡之际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推动各党派团结起来，一起抵抗外来者的侵略，他便义不容辞。
但让他没预料到的是，这一选择会让自己在以后的二十几年里与亲朋好友疏远，甚至被迫远离故土。
在国民政府任职期间，顾毓琇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
他参与了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的筹备工作，并曾兼任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职务，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政治大学的校长，对中国教育作出巨大贡献。
1947年，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内部的种种乱象让顾毓琇心里累积了诸多不满，也为他之后的人生道路选择埋下伏笔。
1949年初，国共内战接近尾声，他想要留在内地继续教书育人，却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必须离开内地前往台湾。
但顾毓琇最终没有选择去台湾，而是踏上了前往美国的客船。
他重返教育、学术界，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客座教授，随后又受聘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教授。
怀揣着对科学的一腔热爱，顾毓琇又一头扎进了对前沿学术的研究中。
在此后的时间里，他与维纳等人一起开创了控制论的新纪元，被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成为非线性控制领域的先驱，并获得了美国电机及电子工程学会颁发的金禧奖章和千禧奖章等殊荣。
由于当时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顾毓琇未能回到中国，但他仍时刻心系祖国，爱国情怀未改。
直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僵局，顾毓琇才终于看到了回归故土的希望。
长期旅居美国的他立即开始准备返华事宜。
次年8月，已经古稀之年的顾毓琇，在时隔二十几年后，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和亲友团聚。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海峡两岸的交往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因为顾毓琇在国民党中积累的深厚的人脉和影响力，他的大陆之行也被视为两岸关系的一次重要破冰之旅。
心系祖国发展和统一的顾毓琇即使在耄耋之年，仍不知疲倦地给在大陆和台湾的学生写信，时常强调两岸关系建设的重要性。
不仅如此，他还多次回国讲学，为祖国的学术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尽管他的学生和家人们不忍他拖着年迈的身体在两国间奔波，多次邀请他回国居住，但顾毓琇却以回来会麻烦很多人为由拒绝了。
这样两国奔波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医生强烈建议他需要安静休养为止。
尽管名满天下，但顾毓琇先生在物质上极度简朴。
晚年退休定居美国后，他和夫人仅靠社保维持生计。
然而，一旦手里有一点积蓄，他便慷慨解囊，在国内大学设立奖学金，以此鼓励青年学生为国家前途努力进取。
2002年9月9日，这位100岁的老人安静地走了，留下遗嘱将其所有的财产都捐赠给基金会，用作奖学金，继续支持祖国的教育事业。
回望顾毓琇先生的一生，他无疑是一位真正的全才。
然而，无论外界对其评价有多高，他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态度。
正如顾毓琇对自己的评价：
“学者、教授、诗人、清风、明月、劲松。”
“学者、教授、诗人、清风、明月、劲松。”
他才华横溢，成就斐然，却也淡泊名利，襟怀坦荡。
他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热忱的爱国情怀以及高风亮节的品格将永远激励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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